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，是一位博学多才、志向远大的人物。他的这种卓越素质，对司马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

司马谈约生于汉文帝初期，曾师从唐都学习天官，受业于杨何研习《易经》，并跟随黄子修习道家理论。唐都、杨何与黄子，均为当时声名显赫的专家。黄子，即黄生。在司马谈病重之际，他紧握儿子的手，泪眼婆娑地说：“我先祖，乃周室之太史。自远古以来，便在虞夏时期功名显赫，掌管天官事务。后世虽中道衰落，岂能断绝于我？若你继任太史，便是延续我祖之业……我死之后，你必继任太史；身为太史，切莫忘却我所欲论著之事。且孝道始于侍奉双亲，中于效忠君主，终于立身扬名，以显父母之德，此乃大孝之道。天下人赞誉周公，因其能颂扬文武之德，传扬周邵之风，通达太王、王季之思虑，乃至公刘，以尊崇后稷。自幽厉之后，王道衰微，礼乐崩坏，孔子修订旧典，复兴废弃之礼，论述《诗经》、《尚书》，撰作《春秋》，至今学者仍奉为圭臬。自获麟以来，四百余年，诸侯相互兼并，史书散佚。如今汉朝兴起，海内一统，明主贤君、忠臣义士辈出，我身为太史却未能记载，废弃天下之史文，我深感惶恐。你须铭记此责！”司马迁低头垂泪，答道：“儿虽不才，定当详尽论述先人所编次之旧闻，不敢有丝毫遗漏。”

这段对话揭示了司马谈父子将论述“春秋”以来的历史著作，尤其是汉兴以来的历史，视为周公、孔子史学的延续。他们坚信，这四百多年历史的传承与否，取决于他们能否恪尽职守。父子二人在著史过程中，怀揣着深厚的使命感。这种精神，正是中国历史学家代代相传的优良传统，在他们之后亦不乏继承者。汉代史事之所以在《史记》中占据重要篇幅，且描绘得尤为生动精彩，根源亦在于此。

司马谈对战国以来的诸多学派有着广泛的涉猎。他所撰写的关于阴阳、儒、墨、名、法、道德等六家要旨的评论，堪称一篇著名的学术论述。在这篇文章中，他对阴阳、儒、墨、名、法等五家逐一评析其优劣，而对于道德家，则赞誉其能够汲取各家之精华，以实现政治上的“无为而治”。当代学者多据此认为司马谈属于道家，或至少倾向于道家。然而，事实并非如此。司马谈在病危之际的遗言中，所强调的是儒家的孝道和修史传统，并未流露出道家思想的痕迹。在论述六家要旨时，司马谈指出儒家“博而寡要，劳而少功”，但在论及儒家所确立的君臣父子之礼、夫妇长幼之别时，则认为“虽百家弗能易也”。这里所指的儒家缺点仅是技术层面的不足，而其所强调的儒家长处，则是关乎封建社会秩序和道德准则的本质性问题。所谓“弗能易”，实则意味着永恒不变。由此可见，司马谈对儒家的尊崇是显而易见的。

司马迁继承了父亲的思想，以儒家所倡导的礼作为行为的规范和评判历史上是非得失的标准。他深刻阐述道：“执掌国政者不可不知晓《春秋》，否则前有谗言而不察，后有奸贼而不觉。身为臣子者不可不熟悉《春秋》，否则在处理日常事务时不知其宜，面对变故时不知其权变。作为君主或父亲而不通晓《春秋》之义的，必定会蒙受首恶的恶名；作为臣子或儿子而不通晓《春秋》之义的，必定会陷入篡位弑君的罪责，背负死罪的名声。”因此，他总结道：“《春秋》实乃礼义之大宗。”

司马迁从其父司马谈那里，实则继承了双重遗产。其一是太史职掌的学问，这或许涵盖了司马谈已撰写的史文；其二则是儒家的学说，尤以《春秋》之学为重。然而，司马迁并未局限于这两者，他形成了自己独到的见解。正是凭借这一家之言，中国历史上才首次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历史学家。

司马迁于太初元年（公元前104年）开始撰写《史记》。《史记》这一名称是后人所赋予的。此时，汉朝已历百年（公元前206年至前104年），在秦朝焚书之后，又陆续搜集了海量文献资料，“百年之间，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”。这为司马迁的著述提供了极大的便利。更为关键的是，他凭借二十余年的实践经验，深入调查了众多古代历史传闻与故事，亲历伟大国家的现实风貌，接触了诸多当代要人，并从众多前辈显赫人物的子孙后代处，获取了大量未曾记载的珍贵口述资料。

在著作形式上，受过去一些历史著作的启发，司马迁对古今历史进行了一次全面的梳理，并将其纳入“本纪”、“表”、“书”、“世家”、“列传”五种不同的体例中。本纪，通过帝王的活动来展现一代大事；表，记录历代要事，尤其注重将错综复杂的史事条理清晰地呈现；书，论述特定的政治制度及某些社会现象；世家，记载享有封爵且能世代传承的历史人物的事迹；列传，则描述各领域具有代表性的历史人物。这一体系融合了多种体裁，旧称其为纪传体并不准确。全书共包含本纪十二篇、表十篇、书八篇、世家三十篇、列传七十篇，总计一百三十篇，时间跨度从传说中的黄帝直至司马迁所处的时代，横跨三千年，字数达五十二万六千字。

司马迁在开始撰写《史记》后的第七年，遭遇了李陵投降匈奴的重大事件。李陵，乃名将李广之孙。司马迁早年曾见过李广；后来与李陵同在宫廷担任侍从，虽未深交成为挚友，却对李陵的为人极为钦佩，视其为“奇士”，具备“国士之风”。天汉二年（公元前99年），李陵在浚稽山（今蒙古人民共和国喀尔喀境内）与匈奴激战，终因兵败而投降匈奴。司马迁坚信李陵绝不会轻易投降，这一立场触怒了汉武帝，导致他被投入监狱。经过审讯，司马迁被定以“诬上”（欺骗皇上）之罪，面临死刑。此时正值天汉三年（公元前98年），他的全部著述工作尚处于“草创未就”的阶段。

在汉武帝时期，犯有死罪的人依据两条旧例可免于一死：其一是缴纳赎金；其二是接受“腐刑”。当时，司马迁面临三项抉择：一是“伏法受诛”；二是支付赎金以求免死；三是承受“腐刑”。那么，究竟需要多少赎金才能免死呢？从后续三年内两次颁布的免死诏令来看，所需金额高达五十万钱，这相当于一般“中人之家”五户人家的全部家产。司马迁既无法获得朋友的资助，加之自身官职低微、家境贫寒，如何筹集如此巨款？因此，用钱赎罪这条路，对司马迁及广大贫苦百姓而言，显然是行不通的。实际上，司马迁仅剩两种选择：要么赴死，要么接受“腐刑”。他深思熟虑后认为，人终有一死，但“死有重于泰山，或轻于鸿毛”，死亡的意义有轻重之分。他觉得若以“伏法”的方式死去，就如同牛身上失去一根毫毛，毫无意义且不值得。为了完成撰写史书的使命，司马迁宁愿忍受“腐刑”的奇耻大辱。

司马迁出狱后，被任命为中书令。这一职位乃汉武帝新设，职责包括“领赞尚书，出入奏事，秩千石”，地位高于太史令。其主要任务是将皇帝的旨意传达给尚书，并将尚书的奏章呈递给皇帝。自此，司马迁以宦官身份在内廷侍奉，与武帝的关系更为亲近。表面上看，这似乎是“尊宠任职”，然而司马迁除了一心专注于他的著述事业外，对朝廷内外的其他事务已全然失去了兴趣。

司马迁的挚友任安，在太始四年（公元前93年）的四五月间，致信于他，劝诫其“慎于接物，推贤进士为要务”。同年十一月，司马迁复信任安。在信中，司马迁详尽地倾诉了彼时的心境，并透露了一则重要消息：“仆窃不逊，近自托于无能之辞。网罗天下放失旧闻，略考其行事，综其终始，稽其成败兴坏之纪，上计轩辕，下至于兹，撰成十表、本纪十二、书八章、世家三十、列传七十，凡百三十篇。亦欲以究天人之际，通古今之变，成一家之言。”由此可见，此时他的著述已基本告竣，时年五十三岁。此后，司马迁的生平事迹鲜有记载。关于他的离世方式及终年岁数，均难以确考。据推测，他大约卒于武帝末年（公元前87年）前后，一生与武帝相始终。

司马迁自元封三年（公元前108年）担任太史令起，便开始阅读和整理史料，着手准备写作，直至太始四年（公元前93年）基本完成全部写作计划，前后历时十六年。这一时期构成了他著述生涯的核心阶段。在此之前，从元朔三年（公元前126年）至元封二年（公元前109年），他因漫游各地、侍从武帝及奉使西南，读书时间似乎不多，但这些亲历实践却为他后来的创作提供了宝贵的素材（尤其是侍从武帝巡行四方之事，贯穿其一生）。在此之后，即征和元年（公元前92年）以后，除了担任中书令，频繁在武帝与尚书间传达事务外，他的晚年主要致力于对其著作的修订和完善。司马迁坚持不懈完成的《史记》，与他丰富的实践经验、广博的科学文化知识密不可分，二者间有着血肉相连的紧密联系。

司马迁在致任安书中提及，其《史记》旨在“究天人之际，通古今之变，成一家之言”，此言为其所著之书的精要概括。然而，他对这一概括并未展开详尽阐释。综观司马迁其他相关论述，其概括大致涵盖以下几层含义：一、历史是动态变化的；二、历史的大变革具有明显的阶段性；三、历史演进中，今时未必逊于古时，甚至可能超越，所谓“世异变，成功大”；四、在历史变迁过程中，天道之作用常不可测，而人事之影响虽显著，但仍受制于天；五、司马迁明确以开创性的史学家自居。司马迁的历史思想博大精深，蕴含唯物主义、辩证法及其他进步思想，尚待深入探究。

综上所述，我们可以看到司马迁父子对历史的执着追求和对学术的深刻理解，以及司马迁个人在逆境中坚持完成《史记》的壮举。《史记》不仅是一部历史著作，更是中国文化的瑰宝，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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