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97年，当多数家庭已添置了彩色电视机，屏幕上的世界变得五彩斑斓。对年届77岁、享受退休生活的播音员丁一岚来说，一台女儿们凑钱购置的小彩电，是她午后时光的伴侣。

她习惯性地守在电视机前，收看一档知识问答节目，沉浸其中。然而，一个特定的问题突然吸引了她的全部注意力，打破了这份宁静。

“开国大典刚开始时，毛主席说了什么？”主持人话音刚落，参赛选手便陷入沉思，最终给出了自己的答案。

丁一岚看着屏幕上的答案，情不自禁地低语：“怎么可能是这句话？答错了。”她的预感很快得到证实。

主持人宣布选手回答有误后，随即便揭晓了所谓的“正确答案”。那句话回荡在客厅里，让丁一岚瞬间绷紧了神经。

“在开国大典刚开始时，毛主席说的是‘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’这句话。”声音清晰地传入丁一岚耳中。

话音刚落，她便无法抑制内心的激动，猛地拍桌而起，高声说道：“不可能！毛主席压根就没说过这句话！”

一旁的外孙感到不解，好奇地问外婆：“您怎么知道毛主席没说过这句话？”丁一岚的回答掷地有声。

她解释道：“我当时是开国大典的播音员，每一个细节我都很清楚。”这句话，她确信并非大典开篇的宣言。

历史的争议时刻

这场发生在寻常客厅里的争执，折射出公众对重要历史事件记忆的偏差。这正是对历史细节严谨性的考验。

开国大典，1949年10月1日，那是一个载入史册的日子。丁一岚与搭档齐越，肩负着将这一历史时刻传向全国的重任。

他们站在天安门城楼上，一站就是整整七个小时，全程投入地进行转播。当记者问她是否疲惫时，丁一岚的回答是，那份激动与紧张完全抵消了劳累感。

当时，转播条件远非今日可比。丁一岚和齐越面前仅有几个简陋的话筒，也没有专门的指导人员。

所有的转播内容，几乎都是依靠新华社记者们来回传递的稿件，再结合他们二人的现场即兴发挥。

那一天，全国5.4亿人民群众，通过收音机里丁一岚的声音，捕捉到了开国大典的每一个细节。

他们听到了毛主席那庄重而激昂的声音。更重要的是，这场历史性的广播，让全国人民都真切地知晓了新中国的诞生。

毛主席手持稿子，用带有湖南口音的庄严语气，向全中国乃至全世界宣告：“同胞们，中华人民共和国，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！”

话音落下，他随即按下电动升旗按钮，雄壮的国歌随之奏响。三十万现场群众注视着五星红旗缓缓升起。

电波的诞生传奇

然而，在广播事业早期，一切都充满了挑战。早在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，延安被严密封锁时，党的宣传工作便面临巨大压力。

传统的纸质刊物已无法满足宣传需求，建立广播电台，通过无线电波宣传党的抗日主张，显得迫在眉睫。

缺乏大功率发射机是当时的燃眉之急。转机出现在1939年，周恩来总理在莫斯科疗伤期间，成功争取到了一台苏制广播发射机。

这台宝贵的设备被拆卸打包，先从莫斯科空运至新疆，随后又经过兰州、西安，辗转数千公里才最终运抵延安。

它像积木一样，在简陋的条件下，被技术人员一块块重新焊接起来。周恩来专门指派清华大学电机工程专业的傅英豪、唐旦夫妇负责技术难题。

傅英豪曾回忆接到任务时的兴奋：“当时我双手一拍大腿就跳起来了，很惊讶地问他，‘你说什么？去延安？是不？去建设我们党的红色广播电台，是吗？真的？’”

在延安城以西19公里的王皮湾村，一个仅有三十几户人家的偏僻山村，被选定为发射台的台址。

动力不足的问题困扰着技术人员，傅英豪便独辟蹊径，找来报废汽车的引擎，巧妙地通过皮带将其与发电机连接。

傅英豪的儿子傅延延回忆，父亲在世时常说，每个人都把器材看得比生命还重要。那份对设备的珍视，如同对待自己的孩子。

土窑洞作为播音室，条件艰苦。没有降温设备，技术员们就在窑洞墙壁上凿出方槽，填入冰块降温。

缺少发射天线架，他们就用三根粗大的树杆捆成“丫”形，竖立在山上充当天线支架。甚至连报时器都没有，播音员只能用筷子敲击碗沿，发出“铛铛”的声音来报时。

1940年12月30日，在王皮湾村十几平米的窑洞里，中国共产党创建的第一座广播电台——延安新华广播电台，发出了第一次呼号XNCR。

“X”是当时国际规定的中国无线电台呼号的英文字母，“NCR”则是“新中国广播”的英文缩写。

首次播音的两位姑娘，徐瑞璋（播音名“麦风”）和姚雯，当时都只有18岁。徐瑞璋后来被誉为“延安第一个麦克风”。

一篇又一篇的战斗檄文，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，不断从这里发出，它们如同尖刀般刺向敌人的心脏。

编辑们常常连夜编稿，清晨便快马加鞭，将稿件送到19公里外的王皮湾村进行播出。

即使冬天需要淌过延河水，夏天河水上涨时，他们也会用油纸布将稿件仔细包裹，顶在头顶上泅水过河。

爱憎分明、清脆嘹亮的播报，在解放区、国统区和沦陷区之间架起了一座空中桥梁。

然而，这份坚守也面临挑战。1943年春，这台英雄的广播发射机因大型电子管损坏，且在层层封锁中无法维修更换，延安新华广播电台被迫暂时中断播音。

直至1945年9月，在抗日战争胜利的凯歌声中，延安新华广播电台才得以恢复播音，并将台址迁至延安西北13公里的盐店子村。

电波的坚韧旅程

此后，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的发射机房和播音室，成为国民党军重点轰炸的目标之一。

为了确保广播不中断，中共中央决定筹建备用电台。1947年3月，国民党飞机对延安的狂轰滥炸日益频繁。

但电台工作人员们坚守岗位，直至3月14日中午播音结束后才撤离。温飚，电台播音员钱家楣的女儿，回忆那时炸弹声就在头顶回荡。

只要听到飞机临近，广播就会短暂中断；待飞机远去，他们便会立即恢复播音。14日当晚，位于陕北瓦窑堡好坪沟的备用电台随即启用。

而那台承载了无数红色电波的发射机，在我军撤离延安时，被安全地运到了晋绥解放区的山西兴县。

1948年4月，延安解放后，这部发射机又被重新运回延安，作为西北新华广播电台的发射机继续工作。

1949年5月西安解放，西北台迁往西安，这部发射机也随之运到了西安。最终，在1959年，它被运送至北京。

它入藏了当时的中国革命博物馆，也就是今天的中国国家博物馆，成为一段历史的无声见证。

结语

丁一岚的坚持与纠正，正是对这段历史的尊重。她以亲历者的身份，为大众辨明了误解。

毛主席确实在一次政治协商会议上说过“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”这样的话。

但这不是开国大典刚开始时所说的内容，也不是电视节目中那不完整的表述，这其中存在误导。

正是丁一岚的致电，促使电视台经过查证后，承认了这一误导性错误，并向丁一岚和全国人民表达了歉意。

这段历史事件深刻提醒着我们，作为信息传达的主要渠道，媒体行业不仅要追求时效，更要保证信息的真实与准确。

对历史保持严谨，是对那些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付出一切的革命先烈及英雄们，所能给予的最大敬意。